好书推荐│施特劳斯《修辞术与城邦：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修辞术与城邦：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施特劳斯 讲疏
伯格 编订
何博超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译者前言
本稿为列奥·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同一年，《城邦与人》刊行。原稿为打字机稿，当时的版权归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所有（1975年），未刊。2014年由伯格等人重新编辑和打印，未公开出版。
修辞术是施特劳斯一生极为看重的政治问题，它直接关涉了“隐微或字里行间的写作”。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1935，1952）、《迫害与写作艺术》（1952）、《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1958）、三次柏拉图《高尔吉亚》讲座（1957年芝加哥大学；1963年芝加哥大学；1973年圣约翰学院），还有《城邦与人》（1964）中，施特劳斯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但是，唯有在本次讲座里，他从理论层面上对修辞术进行了直接、明确、细致和专门的分析与诠释，故而所存的讲稿弥足珍贵。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尽管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已经变得特别狭隘，仅仅指一种产生既定语言效果的书面或口头技巧。当代修辞术或修辞学研究往往成了总结种种辞格的雕虫小技；当然，也有人从语言认知或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很少关注修辞术在古代的起源、曲折漫长的发展以及它与政治学的暧昧关系。
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据说是他的内传作品，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年在柏拉图学院中就是修辞术教师，他广泛收集了当时存在的大量修辞术手册，立志用哲学的方式（承继《斐德若》但又有所区别）改造和提升智者定义的作为“说服技艺”的修辞术。他没有像智者一样将这门技艺等同于政治，但在他的政治学的层次上，修辞术依然是关键的组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
毫无疑问，《修辞术》的主题就是“说服”或“说服法”，主干是前两卷，研究构思（说什么让人信服）；第3卷讨论措辞和布局（怎么说让人信服），即文辞的构建与组织，原为《论措辞》一书（这一卷才相当于现代的狭义的修辞术），被古代编者合并入前两卷。前两卷中，第1卷重新定义了修辞术，提出了主题、情感和品性三种技艺内的特殊说服法（修辞术的材料），并分别罗列了议政修辞术、诉讼修辞术、展现式修辞术的特殊论题，也就是主题材料，以及技艺外的说服法，这里面涉及了政治学、伦理学（大众道德观）、法学等内容（对应本讲座第一到第七讲）。第2卷处理了情感和品性的说服法，然后是普遍模式和普遍的说服法，即修辞演绎和例证，这两者是修辞术的基本逻辑形式（讲座第七到第十二讲）。第3卷讨论了措辞和布局（讲座第十三讲到第十六讲）。
施特劳斯的这部《修辞术》讲稿相当于对这部古代著作进行了一次文本疏解，可以说，在近现代学者中，施特劳斯是第一个“从哲学角度”对《修辞术》进行全面的文本解释的学者。在他之前，虽有施本戈尔（Spengel）（拉丁文评注）和寇普（Cope）的笺注（桑兹补订），但两者都侧重古代修辞术传统和古典语文学；而在他之后，方有格里马尔蒂（Grimaldi）（评注了前两卷）和拉普（Rapp）（德文，译注和综合研究）的系统诠释。施特劳斯为什么看重这门曾经与哲学和政治学抗衡如今依然存在却已淡出主流科学视野的技艺呢？
在施特劳斯之前，《修辞术》自古就受到西方和东方学者的重视。比如逍遥学派后人德米特里欧斯，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昆体良、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俄尼修斯均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体系。到了中世纪，在阿奎那的建议下，莫贝克的威廉用拉丁文翻译了该书。布里丹、罗吉尔·培根也都写过立足于《修辞术》阐发其逻辑学和伦理学大义的拉丁文作品。在东方，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治疗论》第1卷第8部分（Al-Khatabah））、阿威罗伊都用阿拉伯文写过阐释修辞术的作品，尤其是阿威罗伊，留有《修辞术》短注和中注，希腊修辞术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政治、法律和文学修辞学的发展。叙利亚基督教教会著名学者赫卜烈思（Bar Herbraeus，公元13世纪）也用古叙利亚文阐释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收入他的《智慧的乳脂》。在古代亚美尼亚传统中，比如学者施拉克的阿纳尼亚（Անանիա Շիրակացի，公元7世纪）的《典则（一说译为历法）》（K’nnikon）一书也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术》开始出现了古希腊文刊本，进入近现代，西方学者不断校勘和笺注，《修辞术》一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比如，霍布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概述式地翻译了《修辞术》，但未作疏解。在《利维坦》中，他主要吸收了《修辞术》中研究情感的部分，试图用于政治哲学。与之相近的还有年长于他、熟读《修辞术》的培根，其《学术的进展》提出了修辞术调动民众情感，导其正路，用以治国的理想。
18世纪是修辞术的一个转折时期。虽然修辞术一直都是学校的主科目，但饱受重视理性的哲学家的攻击，比如洛克、达朗贝尔、康德都鄙夷修辞术对理性的破坏和欺骗。另一脉重视情感作用的哲学家如休谟，更看重修辞术激发情感的意义，他对于情感的分析都承自《修辞术》，他甚至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则看重修辞术带动情感的正面价值及其道德作用。还有一些哲学家，比如孔狄亚克就认为修辞术与哲学完全可以兼容，他看重的是修辞术对于传播哲学观念以及认识论方面的功能。与上述这些人完全不同，维柯对于修辞术的重视才最贴合政治，他看到了修辞术在公共哲学中的意义，因为在这个领域，人们只能借助修辞术的逻辑进行决定，笛卡尔追求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存在的，而笛氏正是17世纪修辞术的死敌，他极为鄙视这门毫无确定性的技艺。但在维柯看来，修辞术是表达常识的重要手段，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常识才是真理。尽管如此，从18世纪开始，修辞术已经面临了哲学全方位的克制，它的衰落不可避免。再后来，随着现代人文科学体系的完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修辞术涉及的价值领域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不科学”的推理，它被斥之为颠倒是非的诈术，甚至被当作政治厚黑学。再加上其他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修辞术（作为技艺，而不是修辞现象）彻底败退，不再具有往日的地位。
但是，修辞术这门技艺具有的不变的内在结构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中。19-20世纪以来试图重启修辞术问题的哲学学者不再研究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也不把它处理为取得语言效果的技术，而是把它处理为一种普遍于人类的与各种语言形式有关、处理“可能性”意见、调动人类非理性部分的认识和实践模式。主要有三种不同阐释角度的路径：
解构修辞术 现代对修辞术有复兴作用的首推尼采，他早年曾开设了《修辞术》课程，重点评述了第3卷，虽然立足古典语文学，但他提出了修辞术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一切语言都是修辞”这样的重要论断，他用修辞术代表的意见反对真理。一度被哲学镇压的修辞术，被尼采重新释放。他对《修辞术》的阐述也为后来的结构主义修辞学，如罗兰·巴特（开设过《修辞术》课程）和解构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保罗·德·曼和德里达，在这两人手中，一切文化符号全是修辞，因而一切真理和价值全都是可以消解的。修辞术成为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潮的基础。
存在论修辞术 海德格尔在20世纪上半叶也研究了《修辞术》一书，还开设了相应课程（1924年夏季），他对《修辞术》的理解收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这是一种存在论式的修辞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注释里，他颇有意味地提到了《修辞术》。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就永远是以修辞的方式在语言中存在。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后期似乎也陷入了和解构修辞学一样的修辞迷雾中。
诠释学修辞术 另一个复兴修辞学的就是佩雷尔曼（Chäim Perelman），他和奥尔布莱西茨-泰蒂卡（Lucie Olbrechts-Tyteca）合著了《论论证：新修辞学》（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 la nouvelle rhétorique，1958年，1969年），试图从诠释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发挥修辞术的正面意义，修辞术成为了一种建构群体价值的手段。与之路数相同的还有保罗·利科（《活的隐喻》）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论述了佩雷尔曼）。他们都试图把修辞术作为一种沟通、交往和对话的工具。
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
施特劳斯的疏解与这些现代解释倾向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他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政治领域中的修辞术现象（尤其是议政修辞术）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施特劳斯相信，人永远不能在这个领域得到绝对的自然科学式的真理，但这并不能说明施特劳斯是一个相对主义者），那么想要以现代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古典政治哲学，古典修辞术（古典演说和写作）的现代形态和功能应该是什么？关于本书，编者伯格在导论中介绍甚明，此处只列举这部讲稿提出的主要问题：
（1）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与智者修辞术的分歧是什么？
（2）苏格拉底《斐德若》中的修辞术能否替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3）哲学家应不应该掌握《修辞术》中的大众道德观、人性的阴暗面和不正当的手法？
（4）劝导德性的修辞术是否在《修辞术》的讨论范围内？修辞术和道德性的关系是什么？
（5）如果说城邦或民众与哲学家之间存在着鸿沟，修辞术是必需的弥补手段，如果哲人王无法建构一个《王制》规划的城邦，他必须要让步、容忍修辞术的存在，那么，上述几种修辞术中的哪一种能起到这种作用？
（6）运用修辞术的理性与科学理性有什么区别？修辞术可以带动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这对于政治统治有什么用途？
（7）修辞术的推理，即修辞演绎，它与科学推理（证明）、论辩术推理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这三者与实践智慧（明智）的推理有什么区别？修辞术推理能否转化为实践智慧的推理？
（8）修辞术针对可能性的意见，这否定真理吗？修辞术处理的领域与自然科学的领域有什么不同？
（9）修辞术是否一定会导致价值判断的主观化和相对化？如果不是，那么修辞术能提供什么样的客观确定性？在哲学家的手中，它能否成为让人们相信自然“正确性”的手段，只要还有事实性的正确可言？根本的问题是，在修辞术中，如何才能消除现代社会形成的价值与事实的两分，避免价值的相对化倾向？
上述九个问题，施特劳斯在讲稿中都有解释或暗示。
中国古代也有一个重视修辞的政治传统，文有《周易》《春秋》（尤其是《公羊传》的阐发）的大义，言有《尚书》的政令、《国策》《孟子》《韩非》的论理，如果有学者能沿着施特劳斯的思路将之与希腊修辞术做一番比较，探究其中的政治内涵，定有收获。
由于《修辞术》本身就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见本讲座第59页）考察当时希腊的政治状况和世态人情，施特劳斯的授课也依此从实践入手，贴近最直接的政治和历史现象：大到伯罗奔半岛战争、二战、冷战、各种政治内情、美国外交、总统选举、司法审判等国家大事，小到名人学者的轶闻趣事（如胡塞尔）和施特劳斯自己的经历；既重视西方传统（如罗吉尔·培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林肯、《联邦党人文集》），也兼涉其他文化遗产（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尤其是后者，多次引用阿威罗伊）；既涉及了哲学专业文献，也讨论到了文学理论、莎翁戏剧、喜剧、笑话、谜语和通俗文学（比如《梅森探案集》、塞耶斯和伍德豪斯的小说）；他不但关注哲学学科内部的事务，还点评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传媒的发展（比如遗传学问题和现代传媒），更谈及了诸如美国性观念转变等现实话题。但是，这些例子又无不与“修辞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塞罗反喀提林》，壁画，1881年，Cesare Maccari
在整个课程中，施特劳斯言辞幽默，语带机锋，说话方式不同于一般教师的宣讲。他与学生交谈风趣，即使是批评，也相当委婉，多有肯定。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当时美国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些弊病，他则不乏针砭。
顺便一提，参与研讨班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当时或后来）古典学或政治学方面的学者，比如著名的研究伊斯兰哲学的学者马赫迪、专研阿威罗伊和阿拉伯哲学的巴特沃斯、古罗马修辞术专家尼克戈尔斯基、著名法学家并且译注过柏拉图《美诺》的阿那斯塔波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德莱、邱吉尔研究专家艾默特等。施特劳斯的课程对他们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
作者简介
讲疏者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
编订者
罗娜·伯格（Ronna Burger） 曾跟古典学家伯纳德特一起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研究。古典学者。著有《尼格马可伦理学义疏》《柏拉图式的迷宫》《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等著作。
译者
何博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剑桥大学古典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古希腊哲学和文化在东方地区的传播与接受著有《无敌大卫及其古亚美尼亚文<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评注>研究》，并译有《心灵与自我的希腊模式》、《修辞术的诞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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